王伯沆先生学问精深，他曾说过：“不读六经四书，则廉耻不明，立身无本。不读通鉴，则利弊不明，乱政日多。”他精通诸子经史以至禅理各说，对宋明理学造诣尤深。他不仅是“四书”、经史、文字学、版本校勘、目录、文献等学科领域内的专家，而且还善作词赋，诗文书画篆刻亦精。他藏书8000余册，其后人移赠南京师范大学设专室管理。所藏书籍，或亲自抄选，或校核考订，详加批注。尤其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独具特色，成为辛亥革命后著名的“点评派”红学家。他精读《红楼梦》达20遍，为《红楼梦》细加评点，并先后用朱、黃、绿、墨、紫五色评点，共批注12387条，语多警辟，一直被红学研究他得知者所重视。    1985年1月，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《王伯沆〈红楼梦〉批语汇录》一书，为今人‘红学’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。
王伯沆先生一生致力于《四书》研究，在大学里授课，《四书》简直被他教活了。他对《四书》中的许多道理体会极深，不仅言传，而且身教，校中许多师生都亲昵地称他为“王四书”。他淡泊名利，“不欲以文采垂世”，曾作有《四书私记》，到了晚年也不肯刻印传世。其女王绵在他死后，拾录遗存诗词若干首付印时作跋说：“先父严诗文，平日不喜存稿，乱后复多散佚。病中见旧作，辄嘱家人焚去。绵或以他纸易之，得如干首。”他毕生治学严谨，博学而不自矜，当时就赢得了学生和同事们的敬仰。
    王伯沆先生生长在一个有良好的家风与家教的生活环境中，自幼就受到崇尚气节、仰慕忠烈的教育与熏陶。据记载：“祖易堂，父鹤癯，俱有隐德”。“母海宁徐氏，习明史，为讲晚明忠烈事，辄潸然而泣。”及至1937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寇大举入侵，王伯沆任教的中央大学仓促迁往重庆。其时，他因身患中风未愈，就听从友人劝阻未能随校西迁。他目睹国民党政府将东北大片国土拱手相让，极为痛心和愤慨，并深感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。彼时先生已年过六旬，他“蒿目时艰，每每对客饭后，纵谈南明时事，联系抨击时政，有时声泪俱下。”该年年底南京沦陷，面对内忧外患的祖国，他深感“救国无门，遁世无所”，决意“杜门谢客，自期一死”。
    王伯沆一生清贫，在大学任教数十年，虽有一定收入，但他极重亲友情谊，乐善好施，每月收入除维此俭朴生活外，多周济亲友或购置书籍，因而他积蓄无多。南京沦陷后，他身体虽然渐渐康复，但因闭门闲居，失去经济来源，家中一贫如洗，不得已靠出卖藏书维持生活。即使个人生活处境如此凄楚，但他时刻不能忘怀的仍然是侵略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。他以“满天干戈满天雪，危楼闲坐听箫笳”的诗句，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    在身处沦陷区的几年中，王伯沆对气焰嚣张的日伪，对卖国求荣的汉奸深恶痛绝。一次，他获悉出高价收卖他藏书的是大汉奸陈群，立即退还书款，收回原书。掮客多方劝解，他愤怒地说：“我的书卖给识者，绝不卖给汉奸。”汪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得知此事，特派人送去500元伪币，王伯沆拒而不受，陈公博驱车登门拜访，王伯沆拒不接见。后陈公博派人送去参事室的参事聘书，言明月薪300元，王伯沆令人退回。之后，伪中央大学派人劝说先生在该校挂个教授的名，拿干薪，又被教授拒绝。他对家人说：“人是要生活的，但要问问自己是怎样生活下去才有意义。丢了这个就是忘了我们的列祖列宗，成为民族的罪人。他们是汉奸，是民族的败类，我能接受他们的待遇么？”